中国感染结核病菌的人数为5.5亿人，这些人中大约5%?10%最终会得结核病。在国内，一个普遍的现状是，面对不断变化的结核病疫情，医院只能拿出年前左右的诊断方法、接近百年前的疫苗和50多年前研发的药品。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染病，肺结核离人们并不远，并以一种新的面目威胁着我们的健康。
记者
王珊
最成功的传染病
从得病到康复，肺结核患者韦超用了39个月的时间。这其中，包括20个月无间断地输液。每天，看着药物顺着白色的输液管一滴一滴流入体内，韦超并不是很确定，自己是否距离健康又近了一步。他只能一天天等，缓慢地感受着身体接受药物后发生的变化，比如说，是否少咳了一点，呼吸有没有比之前顺畅一些。这些感觉如此地不明显，还不如药品流入血管内的肿胀感来得真切，他和妻子只能用热毛巾和土豆片轮流敷在胳膊上。
隔离带来的距离感比这更难以忍受。为了方便治疗，韦超只医院附近租了房子，每天医院输液，妻子则负责照看他。他不是没想过在家附近进行治疗。韦超出生在四川自贡农村，医院输液，对方一看他的用药就将他“劝”医院，“你这是传染病，不能在我们这里打针”。亲戚朋友们更是不用提了，关系已经断得差不多了。有些人甚至劝韦超的父亲：“这么严重，你们还给他治什么？”
病情最严重时，身高1.65米的韦超瘦到了80多斤，只有一身骨头，“自己看着都觉得吓人”。他大量咯血，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。妻子为了照看他，将孩子送回了老家。韦超也怕传染给妻子，但又没办法，两人只好全天戴着口罩，碗筷分开，只为了心理上能起到一些安慰作用。年得病时，韦超只有23岁，刚刚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在成都买了房子，却被一场肺结核打入了人生的谷底。“肺结核需要不间断地治疗，你什么事情都干不成，而且药物副作用让整个人反应都变慢了。”韦超是做服装生意的，以前从服装用料到工艺他都门儿清，现在摸着面料却常常想不出来。
在得病之前，韦超从未想过肺结核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影响，毕竟这是非常古老的一种传染病。书上说，它跟人类共处已经超过了年。按理说，即使没有完全被消灭，那也应该有着游刃有余的应对措施。事实上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人们也认为肺结核已经完全被征服——随着异烟肼、利福平、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四种抗结核药物的诞生，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和患病人数都迅速下降。
何况，人们还有肺结核疫苗卡介苗。新生儿基本在出生的第一天就会被安排注射卡介苗，我们很多人的手臂上遗留的永久性圆环状“卡疤”就是卡介苗的印记。自年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使用，至今已有超过40亿人接种卡介苗，每年接种剂量仍超过1.2亿剂。科学家们甚至一度乐观地认为，到了20世纪末，结核病就会“完全消失”。
然而，肺结核这场隐形的瘟疫，仍然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。“卡介苗对人们的保护是有限的。”首都医科医院副院长李亮告诉本刊，卡介苗对于预防重症结核，如小儿粟粒性结核病、结核病脑膜炎比较有效，但不能预防原发性感染，更重要的是不能预防肺部潜伏感染的再发，“也因此肺结核的防控一直处于比较困难的阶段”。
首都医科医院副院长李亮在研究病人的胸片（黄宇摄）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《年全球结核病报告》，全球每年约有万名新感染结核病患者，发病率为/10万。其中，中国的估算结核病新发患者数为88.9万，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63/10万。并且，结核杆菌开始以一种更加顽强的面目来侵袭人类：结核病变得越来越“耐药”，传统的一线治疗药物对结核病菌不再有效。
李亮告诉本刊，耐药结核病，是指对至少一种常见结核病药物如利福平、链霉素产生耐药性的难治型结核病。年数据显示，中国有7.3万耐多药/单耐利福平（MDR/RR）结核病患者，占全球13.08%；全球MDR/RR新患者发病率为3.6%，而中国为7.1%。肺结核耐药意味着什么呢？李亮告诉本刊，耐药意味着患者只能使用效果不好、不良反应高的二线药物。也因此，目前普通结核病治疗实践为6?8个月，耐多药结核为18?24个月，广泛耐药需36个月，“治愈率也只有50%”。
首都医科医院结核内科副主任医师黄麦玲是医院工作的。在她的印象里，那时候肺结核患者多数感染的都是普通的肺结核，“比如说有的大学生，天天上网身体差，感染了结核，到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就好了”。但这几年来，耐药性肺结核患者的比例却越来越多了。以她所在的二病区为例，60多个床位，现在有接近三分之一为耐药性肺结核患者。“耐药肺结核病人一直存在，但不如现在多，之前政府的